“王万举文化创意学”——30年的追踪、等待与思索

新的学科不是“任性”的产物,也不是凭借几个新词就能立起来的。30年前,当“创意”等词汇尚以热词流行时,王万举便开始了提炼概念等艰苦的理论工作。从2008年起,他以5部系列专著的陆续出版和一系列措施立体化持续推动文化创意事业十余年,被称为“中国文化创意学之父”。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王万举文化创意学”加以阐明,以助力于学人深入研究。

2008年4月12日,在宇文宏、姜剑云教授的主持下,王万举在河北大学工商学院发表了题为《文化产业的创意方向》的演讲,提出了建立“文化创意学”的构想和《文化产业创意学》一书的全部观点和逻辑体系。同年9月,该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此后的10年中,王万举又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相关专著。媒体和学界及其他有关方面给予王万举的理论创新以极大关注和支持。2019年2月25日,《文艺报》发表题为《创建文化创意学的学科体系》的文章,对王万举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评价,此文的发表和5部系列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文化创意学”的创立完成。

“王万举文化创意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达30年追踪、等待和思索的结果。

一、发现“艺术与文化的反馈规律”,创立“艺术-文化学”(这成为此后的“文化创意学”之逻辑前提)

2005年,王万举出版论文集《艺术-文化学导论》。在编辑这本文集的时候,他发现收在这本文集里的文章,虽然时跨十几年,却沿着同一个逻辑框架徘徊,这就是艺术与文化在形式上的关系。因之,他的这本论文集便命名为《艺术-文化学导论》。

但在对这些论文的“反刍”中,一个新的理论走向出现了,这就是后来产生的“文化创意学”。

甲、“情节性广告”“文学文化”等一系列新概念的相继提出,活画出王万举对艺术与文化二者关系理论思考的逐步深入。

1988年12月5日,享誉中外的《文论报》发表王万举《电视剧:文体的扩张及其电视本性的回归》一文,该文首次提出“情节性广告”这一新概念(即后来的“软广告”)。与当时的主流见识不同,王万举将进入故事情节的广告视为必然,在“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前提下探讨其合理性。该文所分析的“文化”(形态)进入艺术(文本)的现象是一个新发现,更是一个新视角。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几年内,他又发表了《提出文学-文化批评》《文学俗化之我见》《“行业片机制”为何衰而不死?》等十来篇论文,深化他对艺术与文化之关系的认识。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紧紧抓住“形式”对“文化”和“艺术”进行对比研究,是王万举在1888至1995的工作重点。这不仅在文化产业化、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以下简称“三化”)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再详述),也是学术史上的第一次。他指出了“三化”是艺术与文化二者反馈的动力。这个强调非常重要。

乙、对“亚艺术”概念的重新赋能、提出“内文化”“前文化”“后文化”等概念,为创立“艺术-文化学”铸造了根基。“艺术与文化的反馈规律”的发现,标志着“艺术-文化学”完成初创。

1996年,王万举发表长篇论文《改变电视剧制作的新方向》(修改并易题后又在1999年重新发表)。该文首次提出“内文化”概念,把艺术与文化在“文本”中的关系和二者在文本之外的关系统一考量。2004年的《艺术-文化学要义》,他又提出了“前文化”概念,并对艺术和文化之间的反馈规律进行了详尽论证。可以认为,王万举的“艺术-文化学”至此完成初创。

丙、将前人“文学是一个系统”的观点改造为“艺术是一个动力系统”的观点,发现并指出“三化”对这个系统的重要作用。

接受美学曾提出过“文学是一个系统”的观点,王万举在将其改造并拓展到整个艺术领域过程中,发现了“三化”对艺术系统运行的决定性影响。

1993年春,王万举担任央视与河北省委宣传部合拍的大型电视专题片《文艺女神沉思录》的总撰稿。在创作这部作品中,他敏感地发现,中国的“文化产业化”正在起步。这个发现对于这部作品主旨(探讨文艺门类走向市场所遇到的问题)的构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给予构建艺术-文化学以极大的启发。1994年8月7日,王万举在《河北日报》发表《抢占信息高地》一文,提出了信息进入艺术改变着艺术的观点。

“三化”对艺术系统的影响是交互的,也就是说,既表现在三化之间相互依存,又表现为它们对艺术的影响是系统性的。

丁、从“艺术(work of art)需有物质载体”出发,将“物质载体”和“媒体”两个概念统一起来,将艺术的文化化视为“艺术是表现”的否定之否定,从而为艺术与文化的反馈规律找到了历史和逻辑的根据。

王万举这方面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写于2004年的《艺术-文化学要义》一文和后来出版的《中国网络文学概论》一书中。

戊、提出“美的质素的凝聚和消散”,为艺术-文化学提供佐证(略)。这个论证为艺术-文化学的创立增添了佐证。

王万举“艺术-文化学”概括起来就是:艺术是一个自生活到作品(文本)、自作品到接受的动力系统,也就是从文化形态到艺术形态再到文化形态……的动力系统。在“三化”的作用下,这个动力系统呈现出“前文化”(作品被接受前的文化形态)日渐繁盛、后文化日渐衰微且前者愈甚后者愈甚的特征。媒体是这个系统展开的工具,因而也是艺术与文化反馈的轨道。在当代,艺术与文化的反馈其特征是艺术的亚艺术化亦即艺术的文化化。

艺术-文化学的成因,一是赖于创立人多方面的艺术实践和对生活的敏锐观察,二是赖于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理论的启发。这个理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常常因现实功利而被人忽略或视而不见。

二、在创立艺术-文化学的基础上创立文化创意学

从1988年发表《电视剧:文体的扩张及其电视本性的回归》到2005年发表《艺术-文化学要义》,王万举“文化创意学”的创立用了17年。本文所谓“艺术-文化学是文化创意学的先导和基础”,是逻辑上的意义,而不是将二者在时间上截然二分。

艺术-文化学之所以成为文化创意学的先导和基础,是因为:前者揭示了自“新时期现实主义艺术落潮之后”艺术的发展规律,而只有顺从这个规律(即合规律性)才能在文化品生产中获得成功(即合目的性),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之,也可以说,艺术-文化学揭示的是艺术(艺术是文化的核心形态)的创意方向。

在创立“艺术-文化学”的基础上(逻辑意义—前文已指出),王万举创立了文化创意学。

从为“创意”“文化创意”定义开始,王万举构造了文化创意学的完整体系。

王万举文化创意学以马克思“自然的人化”思想为指导,借鉴李泽厚“内化自然”的思想,将“创意”定义为“有创新性的构思、念头”,其外在方面即为方案、策划。所谓“文化创意”,其源头就是基于实践这一人类本体存在的人的“知、情、意”心理结构;其外在可见形态,便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带有创新意义的方案、策划。王万举曾多次指出,“创意”一词之所以自1990年代之初逐渐盛行,是因为它具有不同于作为物质生产之引领的科技研发的心理特质—感性直观和理性直观。

文化创意虽然不是“方术”,但仍然需要预测,需要指出创意的方向。因之,创意方向的探索构成文化创意学创立又一的主攻方向。其中,文化创意的分类是这一理论的重心。

文化创意学将“文化产业的创意”作为逻辑的起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化创意从文化项目中分化和独立,文化创意家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无不与文化的产业化紧密相连。

王万举文化创意学将文学艺术创意学置于整个体系的核心。这是基于文学艺术是文化的核心形态这个逻辑前提的。同时,将“物质生活的文化创意”和“社会生活的文化创意”作为艺术之外其他形态的文化创意列入“文化创意”,反映了社会进入中等收入人群成为社会主体后“什么都是文化”的社会现实,反映了“文化服务”成为大众需求的社会现实。它和艺术文化化一道,构成对新时期(本文以下用“新时期”表示“三化”进程开始后的中国社会阶段)文化运行的整体态势。

王万举文化创意学着眼于人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也就是说,除了揭示创意方向之外,它不提供现成的创意方案。而且,作为教育体系,在使用它时,还要配上诸如形式逻辑、艺术创作等基础学科。

王万举文化创意学重在内容的创新。这是文化创新的根本。没有内容的创新,就不是文化创意。我们在这里怀着钦佩的心情指出,为构造这个文化创意学的核心环节,王万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调动了大半生的生活积累和理论储备。

王万举文化创意学将文化创意成果的社会实现作为重要逻辑环节。“文化创意”从文化项目中独立出来同时也意味着与资本社会化结合的开始;文化创意家的职业化同时意味着创意成果的商品化。因之,文化创意成果的社会化实现成为文化创意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三、王万举文化创意学的社会功用

文化创意学之所以成“学”,是因为它能够承担培养人的文化创新能力。换个角度说,作为教育体系,文化创意学的社会功用就是培养人的文化创新能力。当然,人的这种能力的获得,光靠文化创意学的教学是不行的,还要配之以基础学科。这里强调的是,虽然它的某些要素例如“创意方向”的揭示告诉了大家许多知识,但本质上说,它不仅仅是一个传达信息、传授“知识”的系统。总之,文化创意学是一个类如哲学、美学、文学、社会学等的文科“大学科”。

文化创意学的每一个理论环节,都可以说是一个职业方向。例如,青年创业如选择文化服务,便可很方便地从中找到新职业发展的方向。因之,文化创意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可操作性都很强的科学。

四、王万举创立文化创意学的基本方法

王万举创立文化创意学不是偶然的、轻而易举的。也就是说,如前所述,他是在创建艺术-文化学的过程中发现了文化创意的方向,进而发现文化创意能力的培养途径的。何以能如此?需要正确的思维路径。

遵循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的方法。

作为“带有创新意义的构思、策划”,“文化创意”也只有外化并且从文化项目、文化产品中分离独立之后,才能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这与政治经济学把“成熟的”商品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同理。

王万举的艺术-文化学是通过一系列论文体现的。而且,这些论文的写作跨度长达20年。与许多人做学问不同,王万举不是从某些思想资料出发,也不写那些“我注六经”的论文。他关注的是那些时代前进中和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例如:文学期刊发行量的下降、由文学为电视剧开路转为后者为前者开路、“人人都是作家”……由于作者自己也生活在“三化”之中,他在那20年中所发表的论文大多带有倾向性,例如《提出文学-文化批评》《抢占信息高地》等等。这使得他的某些构成“艺术-文化学”的论文,同时也是“文化创意学”的重要构成。王万举对每一个新出现的文化现象都十分敏感。1993“创意”的流行,其后“文化创意产业”的流行,作家下海潮、组织什么“作协主席网络小说赛”等等,都引起他的高度注意并进行积极的研究。这些“完整的表象”不断地在创立人的头脑中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形成了一个个新的概念。王万举经常说,科学是概念的体系,新的科学理论应该是新的概念的体系。为了“复制历史的行程”,文化创意学创立了许多新概念,做出了许多新论断。“艺术品种的创新到电影已告结束”“艺术正在文化化”“艺术的第二层物质载体”,第一个给“网络文学”做出完整的定义……这些对活生生的社会现象所作出的概括或“抽象”,构成文化创意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创立人在思维中结构体系(复制历史的行程)。

“社会科学研究要等待”,规律的显示需要时间。

从1988年发现“艺术”与“文化”在形态上的融合到2005年左右做出“艺术-文化学”的理论模型,大约用了近20年的时间,从1990年代之初提出“抢占信息高地”等等带有文化创意学因子的主张到2018年完成文化创意学,再加上1988至1993整整用了30年。2018年出版的《中国网络文学概论》在写作之前并没有算在文化创意学之内。但在写作(研究)中作者发现,所谓“网络文学”并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概念,还是一个文化形态、文化运动的概念。所谓“网络文学的20年(1998至2018)”其实也是所有艺术形式(当然包括文学)大步“文化化”的20年。因为,用媒体来界定“文学”,所揭示的本就是文学在特定媒体上的运动。因之,“文化创意学”的完成有待于“网络文学”的終结。

王万举的“等待论”虽然有理论依据,但很难为人效法,其原因是:若如此操作必须远离功利。

以辩证的方法处理一切问题,是王万举文化创意学的一大特色。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既强调抢占信息高地,又看重“信息搭载”;既肯定“人人都是文创家现象”标志着历史的进步,又指出这一现象以创意成果的良莠不齐为特征;既强调文化创意对于文化产业的引领作用,又看重文化创意社会实现的必要性,等等。

五、文化创意学的逻辑结构

此点不再全面论述(可参考《王万举答客问》系列访谈),只是在强调“文化创意学”不只是一个语词的意义上再说几句:没有“内容创意”的所谓“文化创意学”是虚诞的,不包括“艺术创意学”的所谓“文化创意学”是虚诞的,不包括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中的文化创意的“文化创意学”是虚诞的,不包括创意人才培养论述的所谓“文化创意学”是虚诞的,不把“网络文学”视为一种文化形态并作为一个逻辑环节的“文化创意学”是虚诞的。

六、立体化推进文化创意事业,在这个推进中丰富文化创意学

从2008年出版《文化产业创意学》算起,王万举立体化推进文化创意事业已经十几年了。如本文已多处强调,王万举文化创意学的创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出于对理论思考的爱好,也主要不是从资料里得来的。在此简要插进一段对这位创立人的介绍。几十年中,王万举多次但任影视剧编剧、导演、制作人,担任过多个大型文化项目的总策划,发表过除小说以外的所有文体的文学作品和许多新闻体裁的作品。上大学前,他还当过工人、农民。丰富的人生经历、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多种写作实践铸造了他的创新能力。可以说,正是在文化产业的实操中让他感受到了文化创意和创建“文化创意学”的重要性。

把握活生生的实践,在实践中总结理论,这一理念不但体现在王万举文化创意学的萌生之初,也体现在这一理论的整个创立、丰富和完善化的过程。

2008之后,王万举在继续研究的同时,立体化地推出了一系列举措。

出版《文化产业创意学》的第二年,王万举牵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以“文化创意”为工作对象,以打造“文化创意家”队伍、推进文化创意工作职业化为宗旨的社团——河北省文化产业创意家协会。依托该社会组织,他组织了多项活动,形成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理论创新格局。

综上所述,王万举“文化创意学”有着自己的严谨的逻辑体系,随意拆抄是不可取的;它的功能是培养人的文化创新能力,不是一剂赚钱的灵丹妙药。

(河北省文化产业创意家协会秘书处)